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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品，絕塵脫俗

明式家具中，蘇作家具常被奉為代表，甚至常被視為明式家具的發源。

蘇作家具的誕生與發展得益于江南這塊福地的豐厚資源與文化底蘊，它擁有簡練大方的造型、婉約流暢的線條、簡素清秀的裝飾，細微之處的線腳更是凝聚了數代工匠的心血，才成就了與眾不同的出彩神韻與出塵氣質。

明 黃花梨透雕云卷紋長桌 故宮博物院藏

既如詩，又如玉，才能深得文人雅士之心。

當然，完美的藝術絕非一日之功，若是以時間尺度衡量，蘇作家具起源也頗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

北宋 王居正《調嬰圖》 波士頓美術館藏

宋元以前，江南地區廣泛使用的還是傳統的漆木家具。而宋元時期，硬度更高的木材被引入家具制作領域開始綻放光彩，為明式家具的用材迭代奠定基礎。

有學者指出，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冶金工藝的發展：人們開始使用焦炭煉鐵，大大提高了冶鐵質量和效率；南宋時更是發明了“冶銀吹灰法”等冶煉新法，為工具進步提供技術支持——有了工具，才能加工硬度較高的木材。

另一方面，據古代典籍記載與繪畫來看，宋元時期的家具造型藝術已經初露端倪。

家具部件多用纖材，整器形狀規矩方正，尺度謹嚴，在保證框架穩定的前提下，線條也更為明晰簡潔。

可以說，宋代與明代的蘇作家具，在藝術風格上是一脈相承的。

宋 趙佶《聽琴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宋 《春宴圖》 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 劉松年《攆茶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到了明代，以蘇州、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重心地區，常常承擔著最重的賦稅。堅實的經濟基礎、便利的交通條件、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明代的蘇作家具才能在繼承宋代的基礎上勇攀高峰。

明初的江南地區，還存在三種家具并存的局面：前代的漆木家具、文人雅士推崇的硬木家具、民間百姓使用的雜木家具。

從用材開始，硬木家具使用的黃花梨、紫檀、鐵力木等等名貴木材已經奠定了其生而不凡的命運。在輔助裝飾材料上，工匠也毫不吝惜地用上了象牙、螺鈿、玉石等等材料。

當然，這一時期的冶金工藝發展也使得木工工具能夠更精細更具效率地處理木材。這一時期江南地區盛行的造園之風為木工提供了廣闊的工作平臺，也對木工的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拙政園（始建于明正德）

因為木料昂貴，工匠在制作時也格外小心、尤為節省，真正做到了“惜木如金”，還在大件家具中多使用包鑲工藝，即雜木為骨，佳木為皮，在無損外觀和功用的情況下將節省做到了極致。

甚至有人笑言，蘇作家具的下腳料連做牙簽的都沒有，可見其工之精。

比起以前，明代的文人士大夫更愛探尋個人的生活美學，文震亨在《長物志》中常提到的“雅”，就是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環境。因此，文人雅士們積極地參與到家具制作中，深刻影響了蘇作家具的藝術風格。

蘇州博物館內景“書齋長物”

明 黃花梨羅鍋棖長方凳 蘇州博物館藏

朝代更迭，隨著清代統治者皇權的逐步鞏固，家具藝術風格也發生了極大轉變。江南地區雖不是皇城根下，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以宮廷家具為代表的清式家具影響。

這一時期的江南地區仍興有造園之風，據記載，僅清代蘇州就興建了幾百處園林，這些園林擁有的家具因為是為文人所用，仍然還保有著文人摯愛的明式風格。

也有人認為，家具藝術風格反映的實際上是文人以漢為尊、不認同滿清統治的文化心理。

清 黃花梨螭龍紋十二扇圍屏 蘇州博物館藏

清代中晚期 紅木嵌大理石七巧桌 留園藏

到了清代晚期，深受列強威脅的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西洋文化因此廣泛進入江南地區，甚至成為了流行。

而上海地理位置的提升也使它成為了江南地區新的家具制作中心，蘇州的大批家具匠人到上海開辦紅木作坊謀生，又將東西方家具文化孕育出的新家具風格——“海派家具”帶回蘇州等地。

“海派蘇作家具”在用材上仍然傾向于使用傳統紅木，而非西洋家具常用的核桃木、柚木。在制作工藝上更是保持本色，堅持使用中國家具的榫卯結構和雕刻等工藝，僅在紋飾、造型等上融入西洋家具風味，可謂是別具一格。

孫中山上海香山路故居書房

民國 柚木軟包洛可可搖椅 研習社藏

紅木海派靠背椅（兩椅一幾）研習社藏

*參考文獻：許家千 沈易立《論蘇作家具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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